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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

编辑:征信报告修复公司 | 日期:2020-03-18 00:00 | 人气:

信用证融资普遍适用于国际贸易中,是最为广泛的融资产品。银行对一些信用好,还款能力强的用户发放信用凭证,提供一定的授信额度,客户可以在额度内循环使用资金,但信用证融资也容易生产纠纷,那么信用证融资纠纷案件是怎样规定的?下面由代办征信报告修复公司小编为读者进行解答。
上诉人(一审被告)樊某。
上诉人(一审被告)任某翰。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某支行。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某军。
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因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六(商)再初字第S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樊某的委托代理人汤**,上诉人任某翰的委托代理人丁*,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某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某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殷某某、王某某,被上诉人王某军的委托代理人沈**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判。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2011年11月1日,工-行某支行与某公司分别签订《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合同编号XXXXXXXXXXX)、《开立买方远期信用证总协议》(合同编号XXXXXXXXXXX)各一份。两份协议对某公司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期间向工-行某支行申请开立信用证相关事宜及双方权利义务作了如下约定:在某公司未付清信用证项下全额款项前,信用证项下单据所有权属于工-行某支行。为保证工-行某支行如期全额收回代某公司支付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及有关费用,某公司同意将单据项下货物所有权归工-行某支行所有,并应工-行某支行要求提供相应担保。某公司作为工-行某支行受托人将为工-行某支行利益持有并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其所代表的所有货物。货物出售后,有关货物的销售款将由某公司代表工-行某支行持有,某公司保证将销售款存入工-行某支行指定账户。如某公司未能及时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账户余额又不足导致工-行某支行垫付资金,工-行某支行有权对垫付资金计收罚息,罚息按年利率30%计算。
2011年11月1日,工-行某支行与樊某、谢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101)一份,约定樊某、谢某向工-行某支行提供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其与某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合同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而享有的债权在2亿元人民币债务的最高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工-行某支行与任某翰、刘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XXXXXXXXXX102)一份,内容同前述樊某、谢某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经鉴定,上述合同中谢某、刘某签名非其本人所签。
2012年6月20日,某公司以履行XXXXXXXXXX号买卖合同为由,向工-行某支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信用证。同年6月25日,工-行某支行开立了LCXXXXXXXXXXXX号不可撤销信用证,开证金额为96万美元,信用证到期日为2012年9月25日。同年6月27日,工-行某支行对系争信用证项下的全套单据审核无不符点,某公司向工-行某支行出具系争信用证付款确认书,同意工-行某支行承兑及付款。同日,工-行某支行将系争不可撤销信用证项下单据:一份商业发票、一份装箱单、三份提单交予某公司。
2012年7月20日,王某军自愿对某公司在工-行某支行处所有债务提供担保。
2012年7月24日,工-行某支行以某公司账户余额人民币4,788,756.41元(折合749,027.33美元)向境外渣打银行支付系争信用证项下款项749,027.33美元。2012年9月25日,渣打银行再次收到系争信用证项下工-行某支行为信用证的垫款210,972.67美元。
因某公司未归还上述款项,以致诉讼。
另查明,在本案原一审诉讼时,某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某对工-行某支行诉请事实予以认可。
再审中,工-行某支行以谢某、刘某并未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名为由,撤回对谢某、刘某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樊某、任某翰、王某军是否应对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某公司与工-行某支行约定年利率30%的罚息是否过高而应当予以调整。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某公司与工-行某支行签订的《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开立买方远期信用证总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认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现工-行某支行已经依约代某公司支付款项,某公司之后未能归还垫付款,应承担返还钱款及相应利息的违约责任。
樊某、任某翰分别与工-行某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某公司与工-行某支行2011年至2015年因金融衍生服务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上述合同上谢某、刘某签名并非本人所签,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对谢某、刘某不具有约束力。鉴于合同约定的保证责任并非按份担保,故合同对谢某、刘某不发生法律约束力并不影响《最高额保证合同》对樊某、任某翰的法律效力。樊某、任某翰也未能提供证据材料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有法律规定无效之情形,故仍应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范围内的连带保证责任。
同前所述,因王某军自愿对某公司债务承担保证责任,故其对本案中某公司应负之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关于某公司向工-行某支行承担垫付款利息数额的问题,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某公司逾期归还垫付款的,应承担年利率30%计算的罚息。樊某、任某翰提出该违约责任计算方式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应当予以调整。综合考虑工-行某支行机构性质、款项用途等涉案情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某公司逾期还款之罚息。
综上所述,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如下:一、撤销(2012)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S41号民事调解书;二、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工-行某支行归还欠款本金210,972.67美元,及以该款项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自2012年9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日止的利息;任某翰、樊某、王某军对某公司前款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610元,由某公司、任某翰、樊某、王某军共同负担。
樊某上诉称,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军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本案信用证项下基础贸易的真实性并未查清,本案信用证融资纠纷亦极可能涉及犯罪,原审法院应适用先刑后民的诉讼原则,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的规定,樊某并不具有代为偿还2亿元人民币的能力,故《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属无效,工-行某支行违反相关风控规则,未对其保证能力进行审核,应对合同无效承担主要责任。如樊某确应承担保证责任,则应在判决中明确由其个人财产进行清偿,以防其妻谢某的合法权益受损。另外,经原审法院调整后的逾期还款罚息标准仍过高,应进一步予以调低。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工-行某支行对樊某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任某翰上诉称,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军涉嫌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尚在进展中,任某翰有理由怀疑王某军存在以本案信用证项下的基础贸易进行诈骗犯罪的行为,如查证属实,则《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合同编号XXXXXXXXXXX)、《开立买方远期信用证总协议》(合同编号XXXXXXXXXXX)、《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属无效合同,任某翰作为保证人所应承担的保证责任应得以免除。如任某翰确应承担保证责任,则应在判决中明确由任某翰的个人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否则会损害其妻刘某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本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中任某翰所应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
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辩称,从涉案合同订立及原审法院审理的情况来看,尚得不出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的结论。王某军被立案侦查亦与本案无关,也得不出王某军在本案中涉嫌经济犯罪的结论。因此,本案信用证项下基础贸易是真实的。上诉人樊某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承诺有足够能力承担保证责任,现又称其无代偿能力并要求免责,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樊某、任某翰提出应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保证责任,因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已在本案中撤销对谢某、刘某的诉请,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原审法院对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合法有据,应予支持。综上,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王某军辩称,其所涉刑事案件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某公司未作答辩。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任某翰提交了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沪公(浦)诉字[2014]XXXX号起诉意见书(以下简称起诉意见书)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沪检一分诉刑诉[2014]XXX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各一份,以证明涉案主合同因涉嫌经济犯罪而无效,故任某翰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亦无效,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上诉人樊某质证认为,同意上诉人任某翰的证明主张。
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证据未涉及到本案信用证融资纠纷,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得出王某军或某公司在涉案信用证融资纠纷中存在犯罪嫌疑的结论。
被上诉人王某军质证认为,起诉意见书是内部法律文书,不能作为证据,起诉书所确认的事实以及所涉化工原料均与本案无关。
被上诉人某公司未予质证。
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提供了任某翰小编在一审中依据法院调查令调取的涉案信用证下全套单据复印件,包括提单、商业发票、装箱单以及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以证明涉案信用证下基础贸易的真实性。
上诉人樊某质证认为,上述证据并非新的证据,商业发票、装箱单的出具单位是王某军控制的某公司的关联公司,系关联交易,无法确认真实性。即使单证形式符合,也不能证明交易的真实存在。
上诉人任某翰质证认为,其从未参与某公司的实际经营,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发表意见。即使上述证据能够证明真实贸易存在,也不能排除某公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即经济犯罪的可能性。
被上诉人王某军质证认为,对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其所涉刑事案件范围仅局限在1万吨化工原料,与本案无关,不能夸大其犯罪事实。
被上诉人某公司未予质证。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
另查明: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并无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知道两上诉人分别约定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各自所有的事实。
还查明:本案信用证项下基础贸易的标的为乙二醇,而王某军被提起公诉的合同诈骗案的交易双方为某公司与上海某公司,虚假交易的标的为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低密度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和精对苯二甲酸。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所涉信用证融资纠纷是否涉及王某军合同诈骗案,是否应移送公安机关;二、系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问题,以及上诉人樊某、任某翰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否应明确以其个人财产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三、经一审法院调整后的逾期还款罚息是否还存在过高的问题。
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均主张本案所涉信用证融资纠纷可能涉及王某军合同诈骗案,故原审法院应认定某公司与工-行某支行签订的《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总协议》、《开立买方远期信用证总协议》,以及两上诉人分别与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无效合同,两上诉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上诉人樊某据此还主张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并认为其不具有代为偿还2亿元人民币的能力,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未对其保证能力进行审核,故其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本院二审认为,上诉人樊某并未就本案所涉信用证融资纠纷可能涉及王某军合同诈骗案提供相应的证据,根据现有证据,本案不存在移送公安机关的事由。其以不具有担保能力为由,主张《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亦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任某翰提供的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不能证明本案所涉信用证融资纠纷涉嫌王某军合同诈骗案,故两上诉人的关于本案所涉合同无效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原审法院关于本案所涉合同的效力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应当依法按约承担保证责任。
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均提出即使其承担保证责任,也应当在判决书中明确以其个人财产承担保证责任,但两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工-行某支行知道两上诉人分别约定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各自所有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之规定,两上诉人的该主张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上诉人樊某提出的经原审法院调整后的逾期还款罚息仍过高,应进一步予以调低的主张,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百四十四条、***百七十条***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32,935.68元,由上诉人樊某、任某翰各承担人民币16,467.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杨*
审判员惠*
代理审判员马**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书记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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